本文发现，2001-2019年期间，中国地级市政府每一块钱的支出能带来大约14块钱的长期累计产出。为了解决政府支出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估计政府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因果关系，我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府支出的工具变量：在2000年每一个地级市市中心的未被占用的空地的比例。从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土地市场的逐渐发展，市中心空地比例越高的城市，在使用土地财政作为融资工具时，需要支付的拆迁补偿款越少，从而享有更高的土地出让利润。数据显示，2000年市中心的未占用地比例是土地市场发展下的一个外生的冲击：它与各种2000年的经济活动、基础设施水平的衡量指标以及这些指标在2000年之前的增长率都不相关。同时，该比例也不会影响2000年后的土地净供给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这个指标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可以作为政府支出的工具变量。
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在2000年人均GDP、GDP增长率越高的城市显著更高，但并不取决于该城市对中国进入WTO的受益程度和2000年的基础设施水平。本文没有发现政府支出在各个地级市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处于同一个地级市的县、县级市和市辖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
本文估计的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明显大于基于美国的研究，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支出整体上符合投资，而非消费。事实上，政府支出显著的增加了私人投资的增加和劳动力需求的提升，本地企业的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也都显著增加，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运输服务的行业。同时，生产率的提升和产出的增加也通过技术传播和供应链在地级市的各个区域之间带来了正向的溢出效应。